AI漫剧狂潮下的“人格盗版”困局：明星维权、平台下架与法律真空中的数字分身战争
撰文 | 程书书
编辑 | 李信马
题图 | 豆包AI
SmartHey4月5日消息：距离4月1日“AI漫剧持证上岗”新政正式实施仅五天，影视行业便迎来一场既在预料之中、又充满张力的震荡。风暴中心，是一场由顶流明星深夜发起的AI人格维权行动。
4月5日凌晨，易烊千玺工作室发布严正声明，指出多个网络平台擅自使用其肖像、声纹及行为特征生成AI短剧，其中《午夜公车：她捉诡超凶的！》热度逼近4000万，《骗我投个好胎？行，你们别后悔》热度更高达7500万。工作室明确表示已委托律师启动全面维权，将依法追究相关主体全部法律责任。
次日，红果短剧发布《关于持续治理AI短剧素材违规使用行为的公告》：一季度累计下架1718部违规漫剧；针对AI生成内容的专项核查覆盖1.5万部作品，依规处置670部。
表面看，这是一出“明星发声—平台响应”的标准治理剧本。但深入肌理可见，AI技术野蛮生长正加速撕裂行业秩序：从明目张胆的“盗脸”生成，到刻意制造“神似真人”的AI数字艺人，再到资本押注“永不塌房”的虚拟演员——所有这些现象，共同指向AI时代娱乐产业最根本的命题：当一个人的外貌、声音、微表情、语言习惯乃至肢体节奏均可被拆解、建模、复刻与交易，“人格”是否已成为可被确权、流转与保护的新类型资产？而现行法律，尚未为其命名，更未划定边界。
01、“人格盗版”：比肖像权更底层的法律黑洞
易烊千玺维权事件中，一个关键细节常被忽略：工作室措辞为“擅自使用其肖像等生成的AI剧集”。“等”字背后，是远超静态图像的多维克隆——包括高度拟真的声线、语气停顿、眨眼频率、嘴角牵动方式，甚至台词节奏与情绪递进逻辑。
图源：微博截图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一十八条所保护的“肖像”，定义为“可识别的外部形象”。然而AI短剧已突破单一视觉维度，进入“全息人格建模”阶段。它可同步提取并重组声纹特征、微表情模式、语言风格（如口头禅、句式偏好）、甚至手势习惯与步态韵律——这些要素叠加，构成一个具备行为一致性的“数字化人格”。遗憾的是，当前法律体系中尚无对应概念对其定性、确权或追责。
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娟律师指出，现有维权主要援引肖像权与名誉权条款，但面对“脸+声+神+态”的复合克隆，法律工具已显乏力——没有一个现行权利能完整覆盖该人格化集合体。
更棘手的是“神似”这一灰色地带。
3月18日，耀客传媒官宣AI数字艺人“秦凌岳”与“林汐颜”，主演AI剧集《秦岭青铜诡事录》，并为其开设社交账号，以“新人演员”姿态运营日常。然而网友迅速发现：林汐颜被指融合赵今麦、张子枫、梁洁等多位女演员的面部特征；秦凌岳则与翟子路存在高度形似。耀客回应称：“形象系通过大模型学习海量人脸数据后生成，非对任一真人的复制或拼贴。”
图源：微博截图
此回应看似规避“直接复制”风险，实则直击司法认定难点：当AI生成形象不精确复刻某一人，却足以触发公众对特定真实人物的强关联联想时，是否仍构成肖像权侵权？
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在《我是普通人，我怀疑自己被AI盗脸了，我能怎么办？》一文中强调：肖像权侵权的核心判定标准是“可识别性”，而非技术路径——只要公众能据此形象明确联想到特定自然人，即可能成立侵权。
但“可识别性”本身具有高度主观性。例如数位女星粉丝各自坚称“像我家姐姐”，却无法形成唯一指向的司法证据链。此时，维权便陷入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的现实困境。
对普通人而言，侵权更显赤裸与隐蔽并存。AI短剧《桃花簪》被曝直接盗用普通古风博主照片生成反派角色。当事人往往缺乏监测能力与维权意识，即便察觉，侵权方亦惯以“AI随机生成，纯属巧合”推诿。由此形成“发现难、定性难、维权成本高”的三重壁垒——这正是AI“人格盗版”最危险的特质：侵权低成本化、举证碎片化、责任分散化。
图源：微博截图
一位资深娱乐法律师坦言：“用现行法律框架去规制AI人格侵权，如同以渔网取水，徒劳而不可得。”
02、平行市场的撕裂：盗版VS授权
在“盗脸”乱象蔓延的同时，一个合法合规的“授权人格”市场正加速成型。
3月20日，聿潇传媒宣布签约六名AI演员，涵盖新人演员及千万级网红韩安冉、徐志滨等。与过往争议不同，聿潇明确强调：“签约均为真人建模，严格履行肖像授权程序”，将AI演员探索带入规范化新阶段。
图源：微博截图
据悉，其旗下AI演员均由真人原型签署《AI数字分身独家运营授权协议》，授权范围覆盖短剧、直播、广告等多元场景。行业数据显示，采用AI演员的剧集制作成本仅为真人实拍的10%–20%，周期从15–30天压缩至数天——在短剧行业整体亏损率超90%的背景下，这一效率优势极具颠覆性。
然而，当盗版市场与授权市场并置审视，会发现二者实则共享同一结构性危机：人格产权缺乏法定定义与清晰边界。
聿潇所称的“独家运营权”，在合同层面看似周密，但其法律效力半径究竟几何？若一名演员同时授权多家平台生成数字分身，各平台分身在不同剧集中交叉出现，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？若某一分身被用于低俗内容，是否会波及真人及其他分身的商业信誉？这些问题均无司法先例可循。
更复杂的是“二次生成”难题：
假设A平台获真人授权生成数字分身；B平台通过爬虫抓取A平台发布的AI视频作为训练数据，再生成衍生变体。该“变体”侵犯的是真人肖像权？还是A平台对原始数字分身享有的衍生权益？现行法律对此完全空白。
这种产权模糊性不仅困扰生者，更在逝者领域激化为伦理与法律的双重风暴。
近年来，“AI复活”技术频繁应用于已故明星的商业演出与粉丝纪念。但谁有权决定一位已故艺人的“数字生命”形态与使用边界？是直系亲属、原经纪公司，还是持有历史影像资料的平台？目前既无立法，亦无共识。
03、“永不塌房”的资本幻象与潜在新风险
在人格产权混沌未解、授权机制模糊不清的当下，资本却已全力拥抱“数字分身”。降本增效之外，更深层动因在于避险——规避真人演员因道德失范、违法违规导致的“塌房”风险。
典型案例如《巴清传》：总投资近5亿元、单集预售破千万，却因主演涉刑及偷逃税被全面封杀，项目无限期搁置。唐德影视为此计提近5亿元坏账，2018年净利润巨亏9.27亿元，市值蒸发超130亿元。
对投资人而言，此类黑天鹅事件几乎不可承受。而AI演员理论上“永不塌房”，自然成为理想替代方案。但真相是：它并未消除风险，只是将“真人塌房”的显性危机，转化为更隐蔽、更系统、更难追溯的新型风险。
首先是“技术债”引发的供应链脆弱性。当前多数AI演员平台依赖开源模型或第三方API快速搭建，回避底层自研投入。短期虽抢占市场，但一旦供应商调整授权、涨价或因监管断供，整个AI资产体系将瞬间沦为无法迭代、难以维护的“技术孤儿”。
其次是数据资产归属不明。大量授权协议仅约定“可使用数字分身”，却未明确训练数据、模型参数、优化算法的权属，亦未约定技术升级后的收益分配。合作终止后，运营方可能发现：重金打造的“数字演员”，本质只是一项不可迁移的租赁服务。
从创作维度看，AI演员的“完美”亦是叙事力的枷锁。当人设被算法固化、情感被数据平滑、反应被预设优化，呈现的只剩精致空洞。它可量产内容，却难孕育经典；可填充流量，却难承载厚重人性。
值得深思的是，真人演员的“塌房”风险，恰恰映射其不可替代性——观众热爱的，从来不是完美无瑕的偶像符号，而是真实生命中的起伏、成长、脆弱与光芒交织的“正在进行时”。这种未经算法滤镜的生命质感，是任何模型都无法穷尽模拟的。
最后，是观众接受度的代际错位。
Z世代对虚拟偶像的热情，常被误读为对AI演员的普遍接纳。但二者本质迥异：虚拟偶像的魅力源于背后专业团队持续的人格化运营与情感注入；而AI演员恰恰剥离了这层真实羁绊，提供的是无限供应却无温度的“完美表象”。当观众意识到每一滴眼泪、每一次凝视都经过算法优化，情感共鸣的根基便悄然瓦解。
对短视频原生代而言，AI内容已是生活底色；但对更广泛的成熟观众群体，尤其是为情怀与真实感买单的用户，“无灵魂的完美”反而构成一种文化冒犯。若行业将局部代际偏好误判为全民共识，仓促推进AI演员替代真人，恐将在新共识尚未建立前，率先撕裂与核心受众的情感纽带。”